刘京闻书法蠡测 |
| 来源： 时间：2016-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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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聪
如果说21世纪中国书坛有流行书风的话，那一定是东晋二王行草在当代的又一次激活。放眼望去，中国书协近十年来的届展以及单项展或某些高规格的展赛，不惟行草数量占居绝对优势，即使是获奖作品，行草亦最为风流，而以二王为基调的行草书，更堪称翘楚！
刘京闻是新世纪书坛二王阵营中的一员骁将，其在众多的展赛中折桂的作品多为他最擅长的行草书。能在庞大的二王行草阵营中频频胜出，一定有他的非凡之处。
当下书坛，由于广大书人“闻风而动”，取法上都直指二王，从而形成了新的风尚，相似性的二王展览体大行其道。许多作品的取法与其说是对传统二王的回归，毋宁说是当代“二王风”的相互陶染，已渐失个性，难辨你我了。
刘京闻的行草，窃以为他的取法不仅仅止于二王，而是以二王为根基向上与向下的拓展与延伸，对二王法的生成与二王法的确立及演绎，进行了追踪模拟、融通，变移。从而形成其气势通脱，气息古雅、气韵绵厚的书风。
表面上看去，他的用笔率性而为，线条随字势流走，笔势一贯直下，或如飞瀑凌空，势若蛟龙入海，或如汩汩泉水，流泻自然成纹。在这种“自然”的背后，我们可以窥见京闻浸淫二王的深久，并于此中悟得笔法精义，其提按绞转、快慢疾徐所传达出的极富音乐美感的节奏与韵律，岂止于对书法的本体认识？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的规律——阴阳调和。何尝不在他的笔性上得到印证？正因如此，不激不厉的风规才宛然在目。
最令人耽玩者，是刘京闻书法的“线性”，具有浓郁的“抒情”特征，非钟鼓之激越，如短笛之悠扬，能臻此境，一定是经历了刻苦的技法训练，个中不乏对二王及其帖学一系众多大师的模拟。在反复的摹写之中体味先贤的用笔之法，校正自我的书写惯性与习气，以期达到意与古会的目的。这种“线性”，如果在线形，线质、线律与线构任何一方面有亏空，都将影响到“抒情”性的正常发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显示出刘京闻驾驭线条、表达“线性”的过人之处。
我们在当下流行的二王书风里，不难看到刻意的顿笔与挑逗的形迹，也不准看到端庄似楷的《圣教》集字与行草相间的宋元尺牍的生硬组合，或许这就是二王传统平面化、模式化的表征。但是，刘京闻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与相似的帖系取法上，表现出不同的新理意态与个性化的笔墨语境。比如他的字势的欹侧，就并非是一种左低右高的范式，时或反向的表现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在字构开合与疏密变易之中，俏无声息地透露出别样的匠心。
就笔法与结字而言，古人创造的经典成为我们难以逾越的一座座高峰，在经典里跋涉所获取的“拟之者贵似”的愉悦，成为后世习书者的最大满足。倘若能在当下的书写里读出对经典的继承，对于任何一位书家都将喜形于色，更何况刘京闻在古代近乎完美的“法则体系”中融进了自己些许的个性，或者说他在趋同的“二王大众化”的流行语境里，演绎出别样情味，且被二王的粉丝们予以认可。
继承的纯粹性表达与演绎的多样化呈现，在京闻的创作中或有偏胜，但无论是本色的二王皈依，还是个性的宋元观照，都打上了“京闻色彩”，不管是何种书体，只要出之他的笔下，断不会在大众化的“伪二王”里湮灭，而能于此中亭亭玉立。
我常常感慨，古人在汉字书法里留给我们的空间并不大。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字体的演变，书风的变栘、书体的确立、流派的形成已然如斯，我们在繁荣书法艺术的进程中，往往是以敬畏缅怀之情，作继承大于创造的“拟古”，至于能在这种反复的“拟古”书写中，或在不同经典的相摩相荡里有所发现并有所表现，那一定是天才的书家。
刘京闻，便是得天之助、得地之利、得人之和的书法的“拟古”与“出新”者。还有什么比“拟古”而得古意、“出新”而得新意更令人欣慰呢？更何况每一个书家的书写惯性与古代经典确立的法则是有相当距离的，在临池摹习的过程中，都会消解部分古意而又保留部分习气，要真正得到”古意”是很困难的。但是，面对刘京闻的书法作品，只要稍懂书法历史，书法技法与书法风格，便能读懂他的取法或“法”、“意”之间的微妙表达。让书写接近古人又能彰显己意，那就离“入古出新”不远了。我们总是期望“创新”，事实上书法在汉代以后，随着字体定型，风格与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渐被后世书人接受且奉为圭臬，可以说几千年来字体没有新变，技法在继承中或有丰富，书风在继承中或有渐变，但都没有本质超越。也许这就是“书法传统”的伟大之所在。
当然，一种书写范式的确立，很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对风格的强化，凸显个性；二是对范式的重复，形成模式。一旦形成模式且书写的所有作品有如机械化生产，虽不经检测亦合“标准”，这就值得我们警醒了！
（原文发表于《书法报》2013年1月16日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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