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 庐山图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高奇峰 梨花双鸠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高奇峰 梨花双鸠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赵浩公 水墨云山扇面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赵浩公 水墨云山扇面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冯缃碧、李砚山合作 山水扇面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冯缃碧、李砚山合作 山水扇面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陈树人 月牙山秋月图轴 广东省博物馆藏 ■陈树人 月牙山秋月图轴 广东省博物馆藏 
　　大量作品及文献显示，岭南画派的出现终结了广东绘画以输入和接受为主的历史 

　　由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美术馆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曙色——二十世纪前期广东中国画变革之路”展览从昨天开始至3月26日，在广州美院美术馆、岭南画派纪念馆展出。本次展览整合了“岭南画派在上海”“国画复活运动与广东中国画”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大量文献史料与作品，综合了六个文博单位的作品及文献资料，全面呈现二十世纪前期广东中国画变革之路。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劲堃表示：“重读这些历史文献与史料，留给我们更多感动的是他们为文化理想奋斗而带来的犹有余温的情怀，同时也是对当下艺术研究与艺术批评的重要启示。”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展览 

　　大量作品及文献展现 

　　广东中国画变革之路 

　　据了解，此次“曙色——二十世纪前期广东中国画变革之路”展览筹备六年之久，组织过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四册论文专著。展览集合了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珍藏的作品及文献资料，包括报刊杂志、照片、手稿等，立体呈现二十世纪前期广东中国画变革之路。 

　　展览分两个展场进行，广州美院美术馆展场从“岭南画派兴起”“岭南画派在上海”“中国画的革新与珠江流域”三个部分展开，特别是“岭南画派在上海”一节，借助岭南画派画家代表作品、艺术活动、与业内交游、参与出版和实业等等文献，首次以展览形式将岭南画派在上海，乃至全国艺术生态中所发挥的作用呈现给观众。 

　　第二展场岭南画派纪念馆则展出“国画复活运动与广东中国画”，通过“历史背景”“国画研究会之缘起与演变”“论争”“岭南画派、国画研究会与新国画的建构”向观众呈现广东中国画的变革主旋律。展览通过重要的国画研究会成员作品，结合丰富的史料、文献以及来自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珍藏之古籍，与第一展场共同展现出二十世纪前期广东中国画变革之路。 

　　●历史 

　　“二高一陈” 

　　引领中国美术向现代全面转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广东，是中国社会变革、文化变革、艺术变革最为突出的地区，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史称：“二高一陈”）率先高扬“美术革命”的旗帜崛起于中国现代画坛，迅速改变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格局，引领中国美术进入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型的新时代。 

　　1912年至1913年间，《真相画报》第一期至第十六期连续刊登陈树人的文章《新画法》，较为完整系统地阐释了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艺术理念。高奇峰在《真相画报》第十一期“本报同人美术画”专栏中将自己的画作《麻雀图》径直标明为“折衷派”。“折衷派”，后又称“新派”或“新国画派”，成为了岭南画派的称谓。高剑父亦提出折衷中外、创造新国画的“折衷”艺术主张。画报刊发高剑父《题画诗图说》旁征博引中外动植物图籍，从研习博物图画入手，推动中国绘画从专重临摹走向精确写生，以革新中国绘画，推动写实绘画兴起。 

　　据研究显示，以“二高一陈”为代表的岭南画派的画家出现，终结了广东绘画以输入和接受为主的历史。画家、理论家傅抱石曾提出：“中国画的革新或者要寄希望于珠江流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广东画坛另有一些画家对中国画的危机亦有所认识，他们感受到了外来文化艺术的强烈冲击，对“新派”画家的一些作品借鉴日本的折衷做法感到不满，希望通过传统的正道来改变“肤浅庸俗”的绘画作风。 

　　●争论 

　　“岭南画派”和“国画研究会” 

　　激烈论争带来觉醒 

　　1921年，“广东省第一回美术展览会”在广州举行，西洋画、折衷画和传统中国画不同风格流派画家的作品并置一堂。一批中国画家感受到西洋画的强烈冲击和中国画的日益没落，对新国画发展过程中模仿、借鉴日本画的做法亦深为不满，急切希望通过弘扬“正宗”传统绘画来改变画坛的“庸俗作风”。为了抗衡“折衷派”，1923年，“癸亥合作画社”成立。该社发起人之一——赵浩公指出：“我们的国画，就是中国传统的艺术，有别于从日本抄过来的不中不西的所谓‘新国画’；为著正名分，绍学统，辨是非，别邪正，我们要树立国画的宗风，岂徒是抱残守缺而也。”“癸亥合作画社”最初有赵浩公、潘致中、黄少梅等14人，1925年，改组为“国画研究会”。 

　　1926年2月在广州举办的越秀公园游艺会上的书画展览，由于“折衷派”画家的作品因画风不被一些传统中国画家所接受而被另辟一室展出。为此，高剑父授意学生方人定写了一篇题为《新国画与旧国画》的文章刊于《国民新闻》，指“旧派”画家因循守旧，“新派”反映时代等等，国画研究会则由黄般若撰写了《新派画是中国的衣冠吗？》予以反击。这场笔战你来我往长达两年之久，双方就文人画的价值，绘画与写生、借鉴与模仿、抄袭，中国画、西洋画与日本画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最后在叶恭绰的调解下才告一段落。史称“方黄之争”。 

　　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岭南画派”画家和“国画研究会”画家就传统文人画的价值、借鉴与模仿、中国画、西洋画与日本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超越了地域的局限，体现了本土文化艺术对外来冲击的回应与觉醒，成为中国画变革发展中“新”“旧”激烈碰撞的重大学术事件。 

　　来源：新快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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